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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疯狂生长

王仁根:我是如何从记者到律师的

新型肥料到底好在哪儿,专家讲给你听

3月24日,由河北省农业产业协会主办的河北省新型肥料发展论坛在石家庄举办,河北省农业产业协会会长孙悦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科技推广中心高级经济师李宝东,河北农业大学教授邵立康等嘉宾及企业代表近200人参加论坛。 论坛现场 河北省农业产业协会会长孙悦

王仁根:我是如何从记者到律师的

此刻,我在家里的阳台,天色还没有泛白,有悠悠的雨落下,落在我种的那些花儿上,形成好看的水珠。我住的是郊外,不远处就是山丘,还有农地、农房,还可以听到鸡鸣和犬吠的和声,这让我有一种置身故乡和故乡瓦屋里的错觉,我极度享受这种时空上的错觉。

回过头来,我又看见了书桌上放着的律师执业证,再一次拿起,摩挲、翻看,我就像在审视一件艺术品,包括封面、照片、红章、钢印、备注。我已正式成为一名执业律师,但总觉得还是有些恍惚,并不断在心底问自己,这是不是真的?尤其是每次与朋友相遇,他们好像说好了要来问我相同的问题:你记者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当律师呢?在他们看来,记者似乎是要优越于律师的,无冕之王嘛,想曝光谁就曝光谁,总能在无声处弄出惊雷,那么多尘世的丑恶,没有记者,又怎能被揪出来翻晒呢?甚至我也一度抱着与他们一样的想法。

因而面对他们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但又不得不回答。

其实 ,做记者,我几乎一直游走在边缘地带,我更符合很多人对“新闻民工”的定义,这不是自嘲。如果用有证没证来衡量真假记者,很多时侯我是当不得真的。在这个行当干了十几年,我真正持记者证的时间 ,不到一年。但了解这个行当的人都清楚,记者不像律师,完全不能用有证没证来衡量一个人的水平高低和可不可以做这项工作。有太多持证的人没干记者的活,也有太多没证的人干着记者的事,甚至比有证记者干得更加出色,我身边不乏这样的记者朋友。 而律师证不同,你不在汗牛充栋的法典中头悬梁锥刺股,不像中彩概率一样通过难于登天的司法考试,不经过一年的实习、培训、面试,以及繁琐的申请资料准备,你是拿不到证的,能拿到证的人,都证明了他一定经历了一番寒彻骨,也证明了他勉强担得起了法律人这个称号。

王仁根:我是如何从记者到律师的

和所有当记者的人一样,每个人大抵都有一份初心,而且这份初心是那样的相似和强烈:那就是用手中的笔,写尽世间不平事,让阳光穿透阴翳,我也不例外。我的记者梦萌发得十分的早,还是几岁的孩童时,就粘上了CCTV的新闻联播。我不看动画片,也不怎么追剧,独喜新闻联播。我不知道我现在有点“傻白甜”是不是这个爱好种下的毒,我只知道一个人的兴趣是可以改变他生命足迹的。

每天临近傍晚七时,我准会打开家里那台落满灰尘的熊猫牌黑白电视机,当熟悉的地球从熟悉的片头曲中滚出,当一男一女播音员出现在屏幕上,我也像他们一样正襟危坐着。我并没有太关心新闻内容,我把目光更多放在了播音员和出镜记者身上,感觉他们就是心中的男神女神,不自觉模仿起他们的言行举止。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才让我如今会说一口接近标准的普通话,尤其是写消息类稿件,简直信手拈来。

有些理想,只停留在想想上无异于自欺欺人。在写作上,我不敢说有先天禀赋,但至少有不小的悟性。上学后偏爱语文,最爱作文,老师常常叫我起来读课文,我一板一眼的朗读总能赢得掌声,我的作文也常常被当作范文。初中毕业,我考的是中专,那会儿,考高中读大学并不吃香,考中专(中师)才是首选。因为国家还包分配,一旦考上了,就意味着你有“铁饭碗”了,不管是教书还是进入基层政府,你就算是“吃皇粮”的人了,而且比考大学要少读四年,也要少交很多的学费,这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有一种无法抵挡的诱惑。

中专虽然考上了,但学费却是悬在父母头顶的大山。他们让我不读,我就哭,绝食。最终他们妥协了,把家里能卖的都卖掉,把亲戚能借的都借了遍,勉强凑够了开学学费。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农村,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此前,我连镇上、县城都极少踏足。我考的中专,在雅安,校园景致非常漂亮,也很有历史,每一栋楼每一匹砖每一片瓦每一颗树,无不在诉说昨天的故事。

但我有些难以融入这样一个全新的环境,再加上由于穷困落下的自卑症,让我除了埋头看书,心再无旁物,跟同学们也鲜有交流,尤其是女同学,一说话就会手足无措,这也让我比同龄人晚了很久才尝到爱情这杯毒酒。好在人生无法选择出生,倒可以选择努力的方向。这个时侯我渐渐知道了媒体这个事物,便开始试着投稿,那时完全没有稿费的概念,只想着把我的文字变成铅字,这也是每个写作者的初心吧?

那会儿没有网络,也没有电脑,写作全靠一笔一画爬格子,投稿也只能把厚厚一沓手稿通过邮局交递。我是幸运的,记忆中并没有经历过什么退稿,而且很快上了媒体的顶尖刊物——人民日报,记得那是一篇反映民情的读者来信。这也说明,要想发表文章,仅靠写作能力不够,还得善于捕捉媒体的用稿需求。 为什么有的人非常努力,却终其一生不得成功?这就是除了下蛮力,还少了一颗慧心吧!

要知道,我那时才十六七岁,比小鲜肉还要鲜,但我知道我的眼里已经写满了同龄人少有的沧桑和落寞。我不感谢贫困,我只庆幸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及至快毕业时,见当地一家媒体招聘记者,我抱着必不成功的心理投了简历,没想到竟然通知我去参考,更没想到的是,我一考就过了,那可是几百只狼在围捕几只猎物啊,其中不乏名校毕业的大学生,学的还是新闻专业,而我算什么呢?我想,也许是我发表的文章帮了我,也许是我热烈的情怀感染了考官。这也更加让我确信,机会只为那些有备而来,心中燃起篝火的人而设。

因为对困难群众的际遇感同身受,所以做新闻后,我始终把目光投向他们。记得有一次采访一位独居的老奶奶,房屋因破败而漏雨不断,不知道怎么寻得帮助,我做了报道后,事情很快得到解决。去回访时,她拉着我,硬要留我在家里吃饭,我婉拒;她又叫来三轮车夫送我,我仍拒,她就陪我走出很远,一路说着感谢我的话。我记得有位同事因一篇报道解决了一位乡民的难题,那乡民就背着一背篓嘎嘎叫着的鲜活鸡鸭,走了几十里山路来到报社,要送给她。

他们,何尝不是中国广大淳朴百姓的影子,你给予的很少,他们却记得很多、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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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施有机肥能够改善土壤,提高土壤有机质,其实増施有机肥还有一项重要的作用、就是补充土壤碳元素! 我国许多农业区县的土壤调查显示,我国大面积农田经过四十多年“化学农业”耕作,土壤中的有机质几近耗尽! 国家农业部门近两年进行的测土调查,每个县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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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会一路坎坷,也不会一路风景。我是因为走得太顺了,竟开始有了些飘飘然,获得机会后,并没懂得珍惜,没有真正用心去采写好的作品,在实习期满后,便灰溜溜地离开了。从此来到成都,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起初,是近乎流浪般的生活,没有文凭、没有钱,甚至连身份证都没有,穿一双后跟脱落的皮鞋,坐不起一块钱的公交,每天徒步走在成都的大街小巷。每次路过茶堂酒嗣,看那些衣着光鲜的人,进进出出,推杯换盏,我那时觉得,这样的生活,离我是多么的遥不可及啊!

最困难时,我三天没吃饭,几晚睡在露天里。我在露天里躺下的时侯,刚好可以仰望星空,是那些星光才让我不那么黯淡。有一次因为口渴到公厕里喝自来水,才惊觉镜子中的自己已经与流浪汉无异了。

我很自卑,又极度自强。很多时侯,我宁愿饿着肚子,在外面忍风受雨,也从来不开口向任何人求助。在大家都劝我找个可以管饭的馆子端盘子洗碗时,我依然在坚持我要的理想,我也的确去街边的小馆子应聘过,后来才发现我根本干不了这样的活,不是我干不了粗活重活,而是骨子里不愿意干。要知道我很小的时侯就在家栽秧打谷,割草担粪,但我是带着父母的血汗来求学的,我不能最终让他们悲凉。

后来去成都一家报纸,我向负责的主编说,我不要一分钱,只要给我个机会。主编破例让我留下来,到了冬天,我还穿着一件皱巴巴的单衣,整个人冻得病恹恹的,主编见我可怜,把他身上的棉衣脱下来,送给我穿,虽然这位主编脾气很臭,但这件事却让我觉得他很可爱。这一路走来,我还遇到过很多这样可爱的人,他们都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然而,我所服役的,是报纸的专刊,不仅要写稿,还要做业务,在当时看来,这有点亵渎了我心中纯粹的新闻理想,没干多久,还是离开了。

王仁根:我是如何从记者到律师的

因为受到文凭限制,我的确很难进入大报大刊。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开始了自由撰稿人这条独辟蹊径之路,这就不得不提到知音这本名声在外的杂志了,我很小就看过知音,常常被那上面悲欢离合的故事感动得不要不要的,我会特别留意文章的编辑和作者,并记住了一些人的名字。但没想到有一天,我也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当我开始留意起他们千字千元,一篇文章就可以获得上万稿费的征稿启事时,我就像是发现了一片新的蓝海。

这种文体被业内人士称为“特稿”,多以人物的传奇命运为叙述对象,融合了新闻、故事、纪实文学等多种手法。但它的新闻是第一性的,是新闻就得寻找线索,有了线索就得采访,所以,虽然不是在媒体做记者,实际上做的还是记者的活,而且这种采访还更费心力,更考水平,关键还得看谁跑得快。因为重酬之下必有勇夫,很多特稿作者像狼一样捕捉线索,你只能早一步绝不能迟一腿,一迟就会成为别人碗里的菜。

抢归抢,生活中,我们多因交锋而成为了朋友,尤其是他们知道我靠此为生,一般不会跟我去抢,甚至还主动提供线索。一开始没有电脑,白天网费贵 ,我就趁夜深人静之时,跑去网吧上网,八块钱,上一个通宵,还可以躺沙发睡觉。当别人都在聊天打游戏时,只有我像个异类一样在埋头写东西,及至天亮,一篇七八千字的稿子也就出炉了。当然也有非常郁闷的时侯,因网吧电脑没有储存硬盘,若遇断电或者自己不小心碰触了某根线,扑腾一声,电脑黑屏,你就只能把悲伤留给自己了!

我记得我写的第一篇稿子就上了知音子刊,第二篇就上了本刊。编辑夸我选题抓得好,文笔漂亮。当第一次收到七八千块钱稿费时,我不知道怎么花掉这笔巨款,我从来没有拥有过这么多钱。 但我知道,我不用过那种风餐露宿的生活了,很快便租了房、买了电脑,有了生产生活资料,才让我能更加卖力的投入到采访和写作当中。

当然,不是每篇辛苦采写出来的文章都能发知音,因为全国几百上千个作者在争夺这块蛋糕,好在发不了知音,还可以发其他报刊和杂志,那时是完全的卖方市场,我几乎没有废稿。隔三岔五就能收到用稿信息,也几乎每周都能收到稿费,稿费全是邮政汇单,有时一次来三四张,拿得多了频了,就连物管小妹和柜员小姐姐看我的眼神都有些异样了,我也经历了从开始收稿时欣喜激动到后来的波澜不惊。

稿费撑起了我的生活,还不值得令我欣慰,令我欣慰的是,一篇篇稿子能给文中的主人公带去希望,因为这类故事的主人公,大都有着凄苦的命运。往往文章发表后,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心读者,就会辗转联系上杂志社或者我,向他们施以援手,有的主人公还频频被邀上电视,成为红人。记得我在地震期间采写的一篇作品,还成了央视新闻播报稿,新闻当事人也被评为了全国英雄人物。

就这样写了四五年吧,生活逐渐有了起色,也写出了自己在成都的首个房子,房子很小,却是自己一个字一个字码出来的,也是自己的家,从此以后,当蓉城的夜色暗下来,在那万千灯火中,终于有一盏灯属于我,我不再觉得像是风中的浮萍一样。

再后来,写得有了一些倦意,并且我想我这么年轻,不能一辈子封闭着自己的视野写字吧,便又陆续进入媒体,尤其在一家法制媒体干的时间最长,经常到各级司法部门采访,对法律有了了解,并有了兴趣。尤其是当初跟我租房的一位朋友,是一位律师,我亲眼看见他从成都一无所有到风生水起,他给了我很多支持和鼓励,让我最终毅然决然的投入到向律师角色的转换当中来。

不过由于文凭受限,我又临时出击,自学川大法律专业,短短两年就拿到毕业证,也就拿到司考的入场券,也许当法院院全日制的学生们还在屡败屡战时,我这个油腻男,半路出家,已经上了船。

现在回望走过的路,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有点像屌丝逆袭,但只有我知道,我并没有翻云覆雨的能力。阿甘正传里说:“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会是什么味道。”但我想说,如果你不愿意跟生命说不,不善于跟自己过招,下一个味道永远都只会是苦涩。直此,我应该算是回答了我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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